2026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如何发挥金融服务作用，推动新市民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普惠金融通过改善居住条件、保障子女教育和增强医疗风险抵御能力，显著提升新市民的城市融入度，且这一作用受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落户政策及住房保障条件的影响。

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推动了

新市民城市融入？

摘要：

企业经常通过外币借款使自身暴露于货币风险之中，即使在经济下行时期，本币实际上能够提供更好的风险对冲。受这一新发现启发，本文构建了一个国际公司金融模型，研究面临信息不对称的企业如何选择其债务中的外币占比。模型表明，在唯一的分离均衡中，优质企业会主动承担货币风险，以此向投资者传递自身质量信号。这一均衡的关键在于，企业现金流与汇率之间的共同变动关系决定了信号传递的方式。本文利用覆盖2005—2021年间19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4800多家企业，以及22个发达经济体的5700家企业的详细数据，提供了与模型预测一致的实证证据。研究发现，信号传递机制在新兴市场企业中最为显著，在发达经济体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企业中也更加突出。这些发现对于评估和管理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由货币错配带来的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我国新市民诉求由进城谋生向长期扎根转向，但大量群体未能真正融入城市，深陷“半城市化”困境。普惠金融旨在为弱势群体提供均等化金融服务，或可缓解新市民身份排斥。本文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实证检验二者关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新市民自我感知的城市融入度，且该效应在经济发展水平高、落户门槛下降、住房保障完善的城市更强。机制检验发现，普惠金融通过改善居住条件、保障子女教育、增强医疗风险抵御能力促进新市民融入。建议因城施策，在一线城市强化普惠金融、户籍、住房保障协同；二三线及以下城市扩大覆盖、降低服务门槛，合力助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2025年全国两会明确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表述从“流动人口”转向“新市民”，标志着城镇化战略从单纯推动新进城人口“身份转换”，深化为保障“发展可持续”。同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进一步将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作为核心目标，明确城镇化转向稳定发展期，需以质量提升为主线，为新市民服务配套政策落地提供了顶层设计与行动遵循。现今我国新市民总数已超3亿人。相较上一代流动人口，新时期新市民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显著提升，对迁入地文化与价值观同化倾向更强，落叶归根观念更为淡薄；城市融入追求已从“经济整合”过渡到“行为适应”，甚至“身份认同”阶段。

然而，当前新市民城市融入的现状仍存短板。相较原有居民，新市民在公共服务享有、城市心理认同等方面有较大差距。《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也指出，受尚未消除的城乡隔阂影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面临城市融入困境。从同化理论的角度，若新市民对迁入地的社会认同超越原籍地，将助力个人向上流动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反之融入受阻则易使其陷入城市底层，引发社会排斥等问题，构成城镇化发展的隐性成本。因此，破解新市民城市融入困境，推动其实现从“城市过客”向“城市主人”转变，对于促进人口与城市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市民群体普遍存在原生资产积累不足、本地信用记录缺失、收入稳定性较弱等问题。作为缓解弱势群体金融排斥、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金融模式，普惠金融以“可得性”“便捷性”为核心，旨在改善特殊群体教育、健康等领域的生存发展状况，与新市民需求高度契合，或为破解其融入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为精准识别普惠金融对新市民城市融入的影响效应与机制，本文采用递进化的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分三步实证：第一步构建零模型（null model），验证新市民城市融入水平的城市层级差异。第二步构建随机截距模型（random intercept model），控制个体和城市层变量，估计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融入水平的“平均净效应”。第三步构建随机斜率模型（random slope model），允许影响强度在城市间随机变动，检验人均GDP、落户门槛调整等城市特征的调节作用，揭示普惠金融在不同类型城市作用的异质性。

二

数据说明、变量选取与指标构建

01

数据说明

研究使用的个体层面数据取自国家卫生健康委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该调查运用PPS抽样方法，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对象为非本区（县、市）户籍、流入地居留满1个月及以上、年龄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69989份。基于研究需求与数据处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39662份。城市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地市出版的统计年鉴等。

02

变量选取

本研究以新市民“自我感知的社会融入度”（以下简称“社会融入度”）为被解释变量。“市民化”一方面是城市对新市民的接纳，另一方面也是新市民主动融入城市的意愿。 CMDS数据中的8个主观评价题项，能直接反映新市民的主观感受。本文解释变量为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研究还构建了一系列个体层控制变量、城市层控制变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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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构建

本文结合研究场景，借鉴已有成果，构建包含“服务可得性”“商业可持续性”“服务数字化”三大维度、共计12个具体指标的城市普惠金融发展评价体系。

三

模型设定与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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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

研究选用HLM而非传统OLS方法，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HLM天然适配双层嵌套数据结构，可放松独立性假设。同一城市内个体共享当地金融、公共服务等宏观环境，社会融入度存在显著的城市聚集性。二是HLM能够精准计算跨层净效应，通过分层设定，清晰分离个体效应与城市效应。

本文首先设定零模型，即仅包含截距项和随机效应、不含任何自变量的初始模型，是验证层级差异是否存在的必要性检验。其次设定随机截距模型，随机截距模型是本文的基准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在同时控制个体层与城市层变量后，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1个标准差，新市民社会融入度平均提升0.29个标准差（p＜ 0.05），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市民城市融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最后，本文通过随机斜率模型进一步识别城市特征等调节变量的解释作用。结果显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普惠金融的融入促进效应具有显著正向的放大作用。类似地，户籍政策越宽松、城市住房保障服务水平越高，普惠金融对新市民社会融入度的促进作用越强。

稳健性检验也显示，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备良好的稳健性。

02

机制分析

普惠金融并不直接“让人融入”，而是通过降低生活资金约束、风险短板与发展门槛，消解新市民的漂泊心态，间接推动其社会融入。 2022年，原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新市民金融需求集中在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调研显示新市民在上述场景中的金融满足度也明显低于城市原住民。本节遂针对以上三条传导机制逐一开展实证检验。

一是住房安居机制。外来人口初入城市多居住于配套薄弱、公共资源不足的片区，难以建立本地社交联结；而居住条件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其城市适应水平。普惠金融借助住房消费贷等产品缓解居住资金压力、改善居住环境，进而增强新市民的城市定居安全感。

二是子女教育保障机制。子女教育是新市民长期留城的关键。普惠金融可提升新市民经济稳定性与公共服务对接能力，降低子女本地入学的经济及现实障碍，缓解教育顾虑，强化留城预期。

三是医疗风险抵御机制。新市民收入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弱，普惠金融可提升其保险可及性与风险意识，促进医疗保险参与，从而降低疾病、意外带来的经济压力，减少生存焦虑，增强城市生活稳定性，推动社会融入。

本文依托分层线性模型分步检验中介效应。第一，界定三项中介变量：以新市民月住房支出衡量安居水平；以子女“无本地上学困难”（虚拟变量）衡量教育保障程度；以医疗保险参与情况（虚拟变量）衡量医疗风险抵御能力。第二，每条路径分两步检验：先回归普惠金融指数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再将普惠金融与中介变量同步纳入回归模型。

结果显示，普惠金融显著提高新市民住房支出；在总效应模型中加入住房支出后，住房支出系数显著为正，且普惠金融系数由0.29降至0.28，表明住房安居的中介效应存在。类似地，子女教育保障和医疗风险抵御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综上，普惠金融通过改善居住条件、缓解教育顾虑、增强风险保障，间接提升新市民社会融入度。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虽实现职业与地域的转变，却未完成身份彻底转换，长期处于“人户分离”状态，无法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陷入“半城市化”困境。基于此，本文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市民社会融入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与城市异质性进行了系统剖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城市普惠金融发展对新市民社会融入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普惠金融指数每提升1个标准差，新市民社会融入度平均提升0.29个标准差。

第二，普惠金融通过住房安居、子女教育保障、医疗风险抵御路径间接促进新市民城市融入。

第三，普惠金融对新市民社会融入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落户门槛下降、住房保障更完善的城市，赋能效应更强。

结合新市民群体特征，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助力普惠金融更好地赋能新市民城市融入：

一是优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覆盖与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突破传统信用评价壁垒，依托社保缴纳、就业流水等信息构建差异化信用评估机制；围绕住房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核心需求，创新租房分期、教育信贷、普惠保险等产品，同时针对创业就业、技能提升等发展需求，推出小额创业贷、培训分期等服务，实现融入全流程金融覆盖。

二是实施差异化金融政策，按城市层级分类施策。一线城市强化普惠金融与户籍、住房保障政策协同，提升服务精准度；二三线及以下城市扩大服务覆盖面、完善基层网点、降低服务门槛。同时将新市民金融服务成效纳入金融机构考核，推动服务提质增效。

三是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应用，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依托数字普惠金融的显著赋能效应，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推广线上信贷、移动银行等便捷服务，适配新市民流动性强的特征，不断增强新市民的归属感与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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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冀轩（中国农业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陆利平（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王 剑（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张 倩（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来源：

《新金融》2026年第9期

选题 / 宏观经济金融理论与政策选题组

整理 / 肖伊琪

监制 / 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