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阵召开的地方两会中，“数字经济”无疑是最大热词之一，无论是浙江、广东等经济强省，还是安徽、湖北、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正成为众多省份的共同行动，而多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都对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作出了部署。

　　其背后深意几何？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过程，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换句话说，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带来的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在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增大的今天，数字经济正日益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具有三个特性：

　　第一，替代性，即因摩尔定律的存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价格持续快速下降，使得这些产品对于其他传统领域的产品会形成非常明显的替代，进而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第二，渗透性，即数字经济可以渗透至经济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与人们的生活习惯；

　　第三，协同性，即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投入，不仅能改善资源配置状况，还能增进要素间的协同性，进而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带动经济增长。

　　此外，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互联网、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可以形成兼具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长尾效应的经济环境，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匹配供需，形成更完善的价格机制，由此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而由此形成的各种新兴业态，还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的同时，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并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值得强调的是，数字经济与“互联网+”密切相关，是一种融合性经济，主要范畴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部分。前者是指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具体业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后者是指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由于数字技术应用而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也称为数字经济融合部分。

　　这就表明，数字经济是一种赋能型经济，其主要赋能对象恰恰是实体经济，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也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一方面，与实体经济融合，数字经济才能拥有真正落地的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化也为实体经济更好发展拓展了新空间，有助于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

　　尽管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数字技术也比以往有了明显提升，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国数字经济仍存在着较大短板：

　　第一，从技术层面看，我国数字经济在核心技术方面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数字制造装备、芯片技术、系统软件、材料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缺乏核心技术，依然受制于人；

　　第二，在数字经济细分行业层面，我国相关企业的核心发展思路依然是面向C端，即追求快速增长的用户数量，以互联网营销思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推动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张，但在面向B端企业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芯片等行业发展仍不够理想，进而导致我国产业数字化进程相对滞后；

　　第三，在结构层面，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着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大中小企业之间渗透不均衡等问题。

　　因此，为了推动数字经济进一步高质量发展，我们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发力：

　　第一，应鼓励发展数字经济基础技术，尤其是要鼓励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大数字经济基础技术（如系统软件、高端芯片、新材料）的研发，力争实现技术上的新突破；

　　第二，应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推动数字经济在各个行业的渗透，而重点是要大力推动数字经济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和赋能；

　　第三，要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应用，具体要求通过税收、财政、人才、金融等一揽子政策，建立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应用的政策环境，推动数字研发与落地应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全面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