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作者 周东旭）“对于平台经济等新型业态来说，支持创新与如何监管之间，难以避免一定的冲突。比如，尤其是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是不是要有监管？怎么监管？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讨论清楚。对于可能出现的‘信息垄断’，也有待研究”。1月16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比较》编辑室和香山财富研究院举办的“平台经济和竞争政策”研讨会上说。

　　信息垄断问题值得重视，但是，吴敬琏也提醒，“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把平台管死，完全由政府来做，那样会更糟糕。”

　　平台经济很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现象，吴敬琏认为需要有相对完备的公共政策，目的是保持竞争，而不是用产业政策反对谁或支持谁。让平台经济保持良性竞争，并不容易。

　　围绕平台经济问题，可以从经济学、法学等多个视角出发，每个视角又有不同的关键争议点。同时，与平台相关的纠纷、诉讼等也在与日俱增，亟待从理论层面逐步深化认识。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平台竞争呢？

　　平台与竞争的诸面相

　　关于平台经济和竞争政策或者反垄断的关系，吴敬琏认为存在一定特殊性。从经济学角度看，平台经济的一个特性就在于规模形成正反馈状态，而一般的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就变为规模不经济。其中，不但有生产方的规模经济，而且有消费方的规模经济，规模越大越有效，越有效规模变得越大，最终就可能形成很高的市场份额，涉及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

　　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发布的信息显示， 2016年，互联网百强企业的互联网业务收入总规模达到1.07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同比增长46.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说，从政策来看，由于平台经济属于新的产业型态，所以传统产业政策并没有给该领域造成太多约束，使其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而与之相比，电动汽车等发展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是产业政策的堡垒。

　　“互联网是平台企业家为首的社会。”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介绍，平台经济其实并不是新问题，从本质上看，商场或者集市等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平台，但是作为平台企业的蓬勃发展则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与互联网经济的巨大发展，交易成本大幅下降有关，平台作为商业模式的兴起最重要是与技术结合。

　　巨大的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是否一定意味着垄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汉洪表示，经济学意义下的和反垄断领域中的垄断意义是不一样的，经济学中主要是指一种状态，只有一家企业，没有替代品，进入非常难，可以概括为垄断。而《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反竞争或者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不是因为企业大就要反垄断。

　　吴汉洪介绍，平台带来的竞争问题，从反垄断角度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合谋或者勾结，第二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三是可能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

　　由于平台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形态，所以，原有的制度、法规，包括《反垄断法》等，如何适用，随之产生很多新的问题。陈清泰说，传统工业体系中的垂直一体化生产与平台经济，从规模化的角度看，有完全不同的效益结果，监管角度怎么评价垄断等，都成为新课题。

　　在吴汉洪看来，平台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降低搜索成本，“在网约车平台上发出用车信号，就有在附近的车帮助匹配需求。搜索成本实际是平台经济非常基本的概念。”

　　“数据的搜集和分析存在着明显的范围经济，除非扭曲了市场，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这才有必要干预。”吴汉洪认为，竞争政策的目标在于缓解市场支配力和价格扭曲导致的效率低下，但是这一点可能并不适用于平台经济之间。

　　所以，吴汉洪建议，不能把反垄断的基本理论和分析套搬到平台经济中，“不能对平台经济所碰到的一些竞争问题，就想当然的用传统反垄断思维予以规制。”

　　平台的多重属性

　　平台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陈永伟将平台概括为二重性。从最一般意义上看，平台是交易的中介，所以，平台的第一重性首先是企业。作为企业就要参与市场竞争。平台除了作为企业的性质之外，还具有市场的性质。

　　“包括围绕竞争或者治理等很多问题的争议，其实都是由于平台的两重性之间具有内在冲突所导致。”陈永伟介绍，平台的二重性决定了平台的两个最根本特点，一是跨边的网络外部性。平台作为中介，可能沟通两边。二是规模越大一般越有效率。当市场出现第一家平台企业，通过正反馈机制很容易迅速膨胀，最终会产生赢家通吃的结果。

　　在陈永伟看来，前些年关于平台问题的讨论，主要针对是平台作为企业的层面展开，但是，平台更加根本的性质，其实是它的第二种性质，即作为市场。由于平台具有中介性质，掌握了平台用户的接入权，实际上是拥有了控制别人的先天力量，由此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陈永伟举例，平台作为市场，如果从市场管理者角度看，维护市场秩序是内在要求，可以允许谁进交易，谁不能交易，但如果平台作为一个企业，具有这种权利吗？到底平台企业的某些行为是对于市场的治理，还是作为企业的行为？事实上，不少争议性问题，均与此息息相关。

　　正是由于平台的二重属性，使得很多可能或疑似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都成为现实。陈永伟举例，由于平台企业完全可以做到个性化推荐，掌握个人所有的数据，甚至比本人还要了解你，当然可以根据个体偏好制定价格。再比如平台经济条件下的搭售现象更突出，平台“二选一”也不鲜见。 这些到底应该属于正常的经营策略，还是滥用行为，需要进入研究。

　　平台作为新的商业模式，竞争形式与传统模式存在诸多差别，在陈永伟看来，有些观念上的问题是清楚的，但技术层面不清楚，而有些技术层面容易处理，但是观念又不清楚。

　　吴汉洪还举例，平台经济也使得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有别于传统界定方法。

　　吴汉洪提醒，应该极力避免竞争执法中可能带来的两种错误，一是惩罚了成功的创新者，这是各界最不愿意看到的。二是疏漏了原本违法的违法者，在平台经济中一定要把握尺度。

　　寻找平台治理结构

　　“平台可能不止三重属性，一些互联网巨头对外宣称是社会的基础设施，这一含义又比一般的企业和市场要大得多，又是基础设施，又是自律的监管者，又是执法者。”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继续追问：平台究竟是什么？

　　所以，周汉华建议放在更大的信息化和互联网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平台。平台的出现，实际上是打破传统等级、官僚体系的去中心化过程，“互联网的出现，解构了过去的中心，导致传统的金字塔顶端的结构性变化。”

　　不过，平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快速的演变，“经过二十年的演化，有的平台已经到了高阶段。”周汉华举例，一些电商平台最初只是提供连接，撮合商户和买家，但是，很快就出现能够通过算法配置资源的平台，甚至通过大数据能够知道你要什么。

　　周汉华将平台新趋势概括为“再中心化”，“这些新的中心化，大的节点其实是凝聚了公权力、私权力。”所以，这意味着不能只是从一个视角看平台。

　　“平台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需要在平台治理结构里解决问题。”周汉华认为，不上升到平台治理层面，只靠反垄断或监管等，根本不能解决平台问题。

　　周汉华说，更基础的是治理问题，“只有上升到这个程度，才能找到平台问题的答案，而不只是停留在传统框架。